1樓：匿名使用者
意思相近吧，都是說中國在科技領先其他各國時都比其他國家發展慢
2樓：匿名使用者
李約瑟之謎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為什麼在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第二個方面是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國又成為技術落後的國家，沒有維持原來的領先？
韋伯疑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實行？
具體的可以翻閱林毅夫寫的《中國經濟專題》。大家把韋伯疑問和李約瑟難題搞混了。
李約瑟難題的分析
李約瑟難題？詳細的回答。 10
什麼是李約瑟難題,怎樣解答它?
3樓：我是一個麻瓜啊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2023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解答：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週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迴圈，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複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衝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週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4樓：匿名使用者
李約瑟難題是英國學者李約瑟所提出的，其內容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對此問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
此問題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孕育了燦爛技術文明的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出近代科學？」
也即，作為曾引領世界十幾個世紀，唯一有歷史延續的中華文明，為何會在近代遠遠落後於西
方國家？中國人對此問題的反思其實早自清末洋務運動起就已開始。當時的「師夷之長技以制
夷」，「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甚至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改革開放」都是解決此問題
的實際方案。那麼從學理的層面上看，究竟如何解答此問題，就成為名副其實的「難題」了。
例如有人認為，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原因主要源於傳統文化的束縛，2023年，清華大學
為此舉辦過論壇，討論中國文化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強大的**集權**和資本家的缺席是造成近代科學沒有萌芽的重要原因，真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也許，未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強大，這個問題也會隨之煙消雲散。
但是，作為一個經典問題，它必然會在學術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筆。本專題蒐集了近幾年來與此問題相關的**，希望能夠為此問題的求解軌跡勾勒出一個基本概貌。
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的分析?
為什麼中國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 卻發展不成工業革命
5樓：小兔子的文集
林毅夫：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
原題：李約瑟難題和韋伯疑問
根據麥迪森的估計，在公元1世紀，中國的漢朝和歐洲的羅馬帝國處於同一發展水
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2023年，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
仍佔世界份額的32.4%。
多數學者認為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條件，中國早在14世紀的明朝初年就
已幾乎全部具備了。但是，工業革命畢竟沒有在中國產生，於是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
後，中國的經濟迅速從領先於西方變為遠遠落後於西方。
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此即韋伯提出的疑問。
這個疑問被李約瑟歸納為如下的兩難問題：為何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
文明？為何在現代中國不再領先？
對此，有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種被廣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說認為，中國技術創新的停滯緣自人地比例的失調，在前現代社會中國先進的社會經
濟制度和科學技術使得中國達到了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由於儒家文化重視以男性
為主的傳宗接代倫理思想使得中國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較快增長和膨脹使得人
均耕地不斷下降，勞動力越來越便宜，對勞動替代型技術的需求隨之減少，因而儘管14
世紀中國已接近工業革命門檻，但「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
置了」。同時，人均剩餘因為人均耕地下降而減少，也使得工業化所需的積累不足。相
較之下，歐洲則由於人地比例合理，擁有未加利用的經濟潛力，當知識積累足夠衝破工
業革命大門時，「節約勞動的需求仍然十分強烈」，且還存在大量農業剩餘可供積累。
但是，上述假說的內部邏輯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口增長、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勞動力
相對便宜和人均剩餘減少，是以技術不變或進步極端緩慢這個解釋變數自身為前提的，
否則在技術不斷創新、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是難以出現的。進一步地，經
驗證據也並不支援這個假說，雖然在12世紀前確有許多節約勞動的農具發明，而後則寥
寥無幾，但是在14、15世紀和17世紀中葉人均土地擁有量顯著高於11世紀，按這個假說 ，
這些時候對勞動替代技術的需求應更強烈，人均剩餘也應更高，尤其在2023年明朝開國後，
天下太平，更應如此。可我們只看到人口的增長，而非節約勞動型技術創新的不斷湧現。
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紀初，勞動力資源依然並不寬裕，尤其在南方灌區，
農戶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置了」的論斷難
於成立。而且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在14-20世紀初，仍有許多新發明出
現。既然14世紀後中國的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為何與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後了呢？
關鍵的事實在於，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有所減緩，而西方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技術
創新則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較快水平。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的看法在於技術發
明方式的轉變。
不管在前現代社會或是現代社會，技術發明的機制本質上都是依靠「試錯和改錯」。
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世界，新技術的發明一般來自於
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是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偶然的偏離常規方式的試錯的結果而發現。
到了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首先轉為發明家有意識的「試錯和改錯」的實驗
的結果，到了19世紀以後，發明家的實驗則更進一步轉為在現代科學引領下的實驗。
在工業革命前以工匠和農民的經驗為主要**的技術發明，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
而非發明者有意識的、具有經濟動機的活動的結果，其創新主要依據經驗對現有技術作
小修正而產生（musson，1972）。從概率的意義上，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各類發
明者「試錯和改錯」的實踐經驗越多，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simon，1986）。中國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並不是最為肥沃的，但
是，地形西高東低，太平洋季風帶來的雨水集中在光熱條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國的土
地在適合的工具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種植可以供養人口數量較多的高產糧食作物（temp
le，1986），因此，中國的人口總量自古以來一直遠高於歐洲，這種人口數量使得中國
在技術發明上具有優勢。但是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方式，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
提高，技術發明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終將趨於
停滯。歐洲在前現代社會由於人口規模相對中國為小，工匠和農民的數量和相伴隨的生產
實踐的經驗也相對較少，因而在前現代社會的經驗型技術創新中處於劣勢。但是在15、
16世紀的科學革命後，實驗方法被廣泛運用（mathias，1972），「試錯和改錯」的次數
不再侷限於具體的生產實踐，因而大大增加。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日
益緊密，特別到19世紀中葉，科學已在技術發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
9），使得技術發明遭遇到瓶頸時，能夠經由基礎科學研究的努力，增加對自然界的認識
，打破技術發明的瓶頸，擴充套件新技術發明的空間，而使得技術創新的不斷加速成為可能
（kuznets，1966）。
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漸轉變為「為發明
而發明」。這種有針對性的實驗活動，代價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經濟考慮，從這個
意義上說，歐洲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商業利益的制度可能確有利於這種實驗型的技術創新
活動。但是，如果沒有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使得技術發明在碰到瓶頸時可以利用科
學來打破瓶頸，那麼，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轉為以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給西
方帶來的技術發明優勢將會是一次性的，西歐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迎來一段時間的技
術發明的速度加速以後也應該會像其他文明一樣，技術發明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漸趨停滯
。所以，真正使得中國從長期領先迅速轉變為近代的落後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學革命沒有
發生在中國，卻在15、16世紀時發生在歐洲。
李約瑟認為中國的官僚體系重農抑商，因而無法把工匠的技藝與學者發明的數學和
邏輯推理方法結合是中國未能自發產生科學革命的原因。錢文源等人則強調帝國的統一
和意識形態的統一不容異說，阻礙了現代科學理論方法的發展。可是，事實上中國重農
抑商和正統意識形態對科學的阻礙並非那樣絕對；而且在科學革命前夕的歐洲，政治環
境並不比中國好（monter，1985），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學革命先驅需要冒生
命的危險，與頑固不化的經院哲學家以及強大的教會勢力作鬥爭。我個人認為科學革命
沒有在中國發生，原因不在於惡劣的政治環境抑制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力，而在於中
國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制，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
可控實驗等，因而，對自然現象的發現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觀察的原始科學的階段，不
能發生質變為依靠數學和控制實驗的現代科學。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舉考試，分別針對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
很快考試的範圍就縮小到以「進士」科為主（miyazaki，1976）。隨後科舉制度在宋代
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考試的內容被限定在四書五經為最基本讀物的儒家學說範圍內。
這使得無數有天賦的人才將時間和精力集中於儒家經典的背誦、記憶和掌握文字表述的
能力，因而無暇顧及和科舉無關的其他知識，包括數學和現實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藝
的學習。而且，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從地方**到**的各部尚書和宰相之間有
眾多的科層，那些有幸通過了科舉考試而取得相應學位以及做官資格的人，必須在激烈
的競爭中按儒家理想的規範來行事才能獲得晉升，因此，也無暇進行其他知識的探索，
中國明代科學家的人數因而少得可憐。
由於沒有發生西方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異之後的短短百年時間，
曾經擁有輝煌成就的中國，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國和西方國際地位的比
較出現巨大的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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