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投資,消費與出口結構性矛盾有多大

2021-03-07 04:23:06 字數 4563 閱讀 3786

1樓:匿名使用者

從長遠來看,消費在經濟的持續發展中佔據著絕對的、無可替代的主導地位。

看一下當今我國經濟結構中投資、出口、消費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及其三者結構失衡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我國投資—出口—消費結構的變動

長期以來,我國最終消費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在gdp中的比例逐漸下降。最終消費率在「一五」時期在75%左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過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23年降到48.8%。同期,資本形成率從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淨出口從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和淨出口拉動的局面。

一個國家的總需求由消費、資本形成、淨出口三個部分構成。一定範圍內的高儲蓄、低消費能夠促進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一定限度的**順差還能增加外匯儲備,改善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和抗風險能力。

但當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時,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於投資和淨出口拉動,會導致明顯的結構失衡。

首先,過高的投資率導致生產能力增長過快,超過消費需求的消化能力,導致產能過剩、經濟效益下降,容易引發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繼續擴大生產性投資,只能在非常短的時期內促進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繼而將造成產能過剩的進一步惡化和增長乏力。

其次,我國過去一個時期淨出口不斷增長,正是內需不足的一個表現,也是對內需不足的補償。目前由於世界經濟危機,歐美市場萎縮,我國出口產業已經受到嚴重打擊,而且今後更長時期也不可能恢復到出口超高速增長、靠不斷擴大淨出口來拉動經濟的狀態。

因此,當前的啟動內需,實際上是經濟結構的一次深刻調整,關鍵在於調整消費、出口和投資結構,促進消費增長,提升消費比重。在短期內,提高消費比重困難很多,通過基礎設施投資拉動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解決消費問題,擴張性投資過後,仍然會出現內需不足的問題,經濟仍將面臨停滯的危險。

二、消費率下降原因何在

最終消費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消費增長慢於經濟增長。我國的**消費佔gdp的比重在過去20年間,大體上保持在14%上下的範圍內,而居民消費則從50%下降到35%(2007)。居民消費增長滯後,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勞動報酬的增長慢於產出的增長,因而消費佔gdp比重呈下降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我國2023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為59.9%,2023年為58.7%,2023年降低到50.6%,低於大多數國家的水平。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經濟又處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階段,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入城市,造成過去30年來城市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的局面,因此抑制了工資水平上升。

特別是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上升過慢。這是劉易斯模型描述的典型情況。而高收入階層主要依賴資本和人力資本收益,不受勞動力供求的制約。

再加上公共資源管理和初次收入分配體系的漏洞多,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稅收徵管體系也不健全。以上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基本因素。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長快於低收入居民,而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主要用於投資,儲蓄率高、消費率低,還有一部分收入用於國外消費;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主要用於國內消費,但他們缺乏消費能力。

因此,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況下,自然導致消費增長過慢。

第二,我國過去醫療、教育費用和房價增長過快,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又不健全,給中低收入居民造成很大的負擔。取消小學和初中學雜費和農村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後,情況有所改善,但2023年城鎮和農村居民個人用於醫療和教育的支出仍然佔他們消費支出的近20%。還有一些相關支出沒有包括在統計內。

房價已經由漲轉跌,但仍然超出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這些迫使中等以下收入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以應付未來孩子上學、大病、購房和養老的需要。

第三,過去國有企業利潤不分紅,而且沒有一套健全的資源稅體系,造成資源性收益、壟斷性收益由企業獨享,使企業儲蓄過大,擠佔了消費**。這些情況有的正在改變,有的還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上述問題,有的是處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所必然產生的,有的是屬於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稅收體制和公共財政管理方面的問題。我國已經進入了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世界各國都需要建立健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收入轉移支付體系。這是對市場經濟的必要補充。

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可能解決社會衝突加劇和消費不足的問題。

2樓:**群

1、消費實在低,投資實在高

我國消費一直存在兩個反差:一是與投資需求持續擴張、投資率長期處於較高水平相比,消費率持續下降,2023年至今已下降13.7個百分點;二是與**消費率相比,居民消費率下降尤為明顯,從2023年的48.

8%下降到2023年35.3%,跌至歷史最低點。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率不僅明顯低於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而且也明顯低於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2、消費率過低導致我們不得不長期依靠外需

消費率的持續走低,迫使我國大量過剩產能更多地依賴國際市場來消化,以此來保證增長,促進就業,從而導致外貿依存度從2023年的38.47%快速上升到2023年的66.82%。

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長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必將帶來國民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廣東、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型企業大量裁減農民工,就證明了這一點。

3、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務跟不上,老百姓花錢有顧慮

消費不足的問題既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滯後有關,也同公共服務體制不健全相關。在初次分配階段,國民收入向**和資本傾斜的態勢比較明顯,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資收入所佔比例較低,削弱了社會整體消費能力。

國內生產總值中勞動報酬由2023年的最高點53.4%下降到2023年39.74%,十年內下降了13.

66個百分點。同期企業盈餘份額增長了31.29%。

和國際相比較,美國勞動報酬佔淨收入比重達到75%左右,佔國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佔gdp比重在55%以上。

雖然最近幾年為落實民生政策採取了各種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局面,兩極分化現象嚴重,收入流動性降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出現規模龐大的城鄉低收入群體。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46,不僅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且也超過了美、法、日、英、德、韓等國0.

3-0.4的水平。2023年一季度公佈的資料顯示,最高的**業收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

9倍,行業收入最高與最低的比例擴大到了11:1。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帶有「逆向調節」特徵。

貧富差距過大的結構會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產生抑制效應,難於形成有效的內需,也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社會發展階段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即由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突出地反映在城鄉居民的發展型消費支出比例明顯超過生存型消費支出比例。公共需求的變化使得**公共服務職能不健全的問題迅速凸顯。

在財政支出結構中,我國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比重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在教育方面,2023年,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佔gdp比重約為3.0%,而發達國家在4%-6%之間,巴西、俄羅斯、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也在3%以上。

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佔gdp比重為2.3%,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在德國和法國,**用於失業救濟和養老等社會保障支出佔gdp比重高達24%,美國和英國約為12%,日本為18%。

在醫療衛生方面,2023年,我國衛生總費用支出佔gdp比重為4.52%,而發達國家在6%-9%之間。

消費與居民對未來的預期直接相關。由於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體制不健全,居民將收入的一部分儲蓄起來,為未來可能的教育、醫療、養老支出提前準備,降低了即期消費水平。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全免費,構建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體系是「十一五」時期改革的一個亮點。

但總的來看,儘管「十一五」時期國家財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體居民的目標尚未達到,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仍不健全,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尚未破題。

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的體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況下,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地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仍在拉大。由於基層財政的困難,現有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仍處於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狀態。在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的基礎上縮小城鄉差距,還面臨著十分突出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還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4、新階段需要著力解決結構性的體制矛盾,為向消費主導型的發展方式轉型奠定製度基礎

國際實體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雙迴圈機制掩蓋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低儲蓄-高消費為特徵的結構性失衡,也掩蓋了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的高投資-低消費、弱內需-強外需等結構性失衡。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已經開始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的外部環境下,減少產能投資、降低儲蓄、刺激消費、擴大內需、轉變投資-出口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中長期改革發展面臨的巨大而緊迫的任務。

從經濟領域看,投資消費失衡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需要有一個結構性改革方案。避免低成本投資擴張,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以實現資源要素**改革、環境成本內部化等方面的突破;擴大國內消費,需要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侷限在市場化改革的範圍內,還需要把改革進一步延伸到社會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

任何一項改革如果沒有相關改革的配套,都很難達到預期效果。比如,如果沒有社會體制改革的跟進,市場化改革的成果就無法惠及多數人,難以得到社會的支援。就社會體制改革而言,大家都期望分配正義,希望**能夠在再分配上做得更好,但同時也發現,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相當多不合理的因素,單靠社會體制改革,沒有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同樣難以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

新階段轉變發展方式相關體制的形成是一個制度結構整體演進的動態過程,單項的體制改革推進的時機條件、以及對整個制度結構的影響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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