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快樂無限
通過將「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需要實現工業化，需要先進技術和外國投資，從這一方面看，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存在相似點。但是，中國的實踐仍體現出其自身的特點，從而使中國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財富分配、外部競爭力的構建、產業發展政策。中國在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
當前中國正快速發展，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中心，這是很多領域的專家研究和討論的熱點，大家都試圖揭示和總結這一經濟奇蹟背後的「中國模式」。
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模式」這個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說明，中國在改革時期取得經濟飛速發展是其特有經驗。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能獲得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因為解放了個人的創造力以及實行了市場自由化和去集中化等，走的是一條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回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除了可觀的gdp數字外，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經濟的獨特成就經受住了一系列國際經濟危機的考驗，這就要求我們考察一下其他觀點的合理性。
中國改革的實踐顯然已經體現出某種自己特有的、不重複西方經驗的特徵。
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和臺灣等一系列東亞國家和地區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道路經常被視為獨特的和成功的「東亞發展模式」的典範。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東亞的經驗有什麼關係呢?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在地理上，中國屬於東亞的一部分，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也像其鄰國一樣發展迅速。
統計表明，這些國家在下列時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非常相近:中國是1980—2023年，日本是1950—2023年，韓國是1965—2023年。
東亞國家都需要提高對外競爭力，由於缺乏資源，就需要在工業領域實現增長，進而需要先進的技術和外國投資，因此，這些國家的**有意識地選擇了一些優先支援的特定部門。這項政策是巨集觀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日本通產省、韓國經濟企劃院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建會」的發展計劃中都可以很容易看到，**在通過推動政策來干預經濟發展。
上述東亞國家和地區推行一系列措施以鼓勵國內投資和提高自身在國外市場的競爭力。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其**出臺相應法規對此予以支援，從而使私人資本得以迅速形成。此外，在**採購、利潤用於再投資情況下的減稅、折舊程式和企業利息補貼等方面，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提供了很多優惠。
但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對外國直接投資有著嚴格的限制(中國臺灣的限制程度稍低)，其目的在於保護本土企業不被外國企業吞併。
金融體系也在幫助企業迅速積累投資，這主要體現為銀行融資和債務在自有資本中佔很大比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家庭儲蓄盈餘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日本的儲蓄保持在很高水平，**依靠長期的預算盈餘等政策性手段推動了儲蓄進一步增加。
針對外國企業實施的保護政策也提高了本國的競爭力。此外，它們還實行公開的進口替代政策，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出口補貼，在購買外匯方面實施優惠，使本國貨幣貶值。後來，隨著各項經濟指標的提高，這些政策都逐漸被廢棄了。
但是，這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長達1/4世紀的經濟飛躍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工業政策是所謂的「東亞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人都承認，該政策的第一個範例是二戰後日本的工業化。這一戰略最基本的內容就是，國家利用關稅來限制更強大的外國競爭者。
這個戰略也意味著國家管理經濟和實行卡特爾化，同時國家要對金融資源進行戰略分配，這樣一來，國家在社會體系中就佔據了主導地位，「發展」成了社會中的立法和組織原則，排擠了民主代議制以及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原則。在***時代，中國為了取得發展，也開始試驗性地實施這一戰略。
總體上，雖然關於東亞發展模式存在各種語言的研究文獻，但對於該模式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其中，韋伯認為這個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徵。
1.長期依靠投資的迅速增加、工業潛力的提高和國家的對外競爭力，這體現在國家對工業、**和金融政策的干涉上。
2.堅信競爭和競爭性經濟的益處，本國企業儘管獲得了國家的保護和支援，但也必須能夠與本國競爭者對抗，以贏得國內市場。
3.制定即時和理智的平衡預算政策，即使存在預算赤字，也要對抗通脹等。
4.具備如下一系列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前提條件:同根同源的人民、高水平的教育、相對平均的收入(其部分原因是實行了農業改革)、稱職的官僚群體和權威**。
中國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相似之處首先表現在巨集觀經濟層面。觀察家們可以一眼看到，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增長速度是非常接近的，生產要素生產率的總體增長也是一致的。以中國和日本為例。
日本在1952—2023年的增長速度與中國在1978—2023年的增長速度同樣都是7.9%。兩國的生產要素生產率也非常接近(分別是3.
3%和3%)。中國之所以能夠像上述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它具備了高水平的儲蓄、投資和對外競爭力等要素。中國像日本一樣，發展初期儲蓄水平就很高，後來更是達到了世界罕見的水平。
在固定資本規模方面，情況也類似。
中國近些年的儲蓄主要都是企業貢獻的，而在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儲蓄主要是由個人貢獻的。**積極對貸款進行補貼並提供其他便利，但是不負責具體的投資決策。中國大部分的投資都流向了國有企業，更有活力的私人企業反而很難獲得融資，儘管私人企業的資本回報率很高。
中國在出口方面也與東亞模式很相似。20世紀50—60年代，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積累頭寸的速度驚人，後來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開始了這一歷程。同時中國還使用了其他措施，如貨幣貶值，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這樣做過，但其程度沒有中國那麼高。
中國與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相似點還包括相信市場和競爭的作用。當然，中國雖然對國有企業實行「軟預算約束」，但過去一些年，國家還是關閉和合並了許多虧損企業。在一些行業(例如石油、通訊)，中國**汲取了日本的經驗，在幾個大公司中間建立了「壟斷性的競爭」。
從更大的範圍來講，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的競爭也是很殘酷的，因為在改革之初中國就出現了大量的鄉鎮企業，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加深。
但是中國與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並不完全一致。兩者在收入分配領域的對比就很有意思。中國與東亞國家和地區在戰後初期都進行了農業改革，財富分配相對平衡，尤其是中國採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則。
有意思的是，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部分保持了這一相對平等的分配水平，而中國沒有。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卻像俄羅斯一樣不公平。現在中國社會的財富分化程度比美國嚴重。
這種情況近期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儘管**一直聲稱要改變這種狀況。
兩者更重要的區別是在對外競爭力和工業政策方面。競爭力對中國**像對東亞其他**一樣是其優先考慮的方面，中國使用的許多政策工具都非常類似於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比如高關稅和關稅限制以及國有企業必須完成一定的出口指標等。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指導方針卻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和韓國認為，制定和推行一些工業部門的單獨發展計劃(「垂直」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工業規劃卻沒有起到那麼重要的作用，儘管一直在制定五年計劃，但是實際上是在同時發展所有的經濟部門。
可能這就反映出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區別。那些國家和地區明白經濟的發展要有選擇性，而中國大運動式的發展戰略可能出於這樣一種希望，即有了國家的規模效應，可以使所有的領域都得到發展。但是比較優勢的規則適用於所有國家，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沒有像其他那些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有意識地制定出規劃來形成比較優勢。儘管中國的工業獲得了大量的資助，但大部分資助都是投給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很容易獲得國家銀行的貸款、享受稅收優惠以及參與**採購。
中國不是通過有針對性地鼓勵特定部門或公司的發展來形成外部競爭力，其構建競爭力的舉措缺少計劃性，依靠的是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而它們在日本和韓國並不是被看重的因素。在中國，外資企業的作用尤其重要。通過效仿香港和臺灣的華人企業家的經營管理慣例以及利用沿海省份的廉價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外資企業開始大規模地投資中國。
這一政策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完全不同。如果說日本、中國臺灣和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態度並不是那麼友好，那麼中國則恰恰相反，它在千方百計地吸引外資。比較一下外國投資在各國和地區的投資中所佔的比例就可以看出這種差異，外國投資在日本(1950—1975)全部固定資本投資中所佔份額為0.
2%，在中國臺灣(1960—1985)和韓國，這個數字分別是2.4%和1.6%，而在中國(1980—2005)，這一比例達到了7.
0%。考慮到**對鄉鎮企業的支援極其有限，因此可以說，在發展私人企業方面，中國**主要支援了外資企業而不是本國的企業。
因此，中國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場力量發展的自然結果，這不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也選擇了具有針對性的工業政策，當時是要優先發展汽車、石油化工、通訊等領域。中國**對電子工業領域表現出了特別的關注，盡其所能要從外國公司那裡獲得技術。
中國為了獲得技術轉讓，最初是與外資共同組建企業，目的是為了培植本國的企業。在汽車配件生產行業，中國也採用了同樣的辦法。但是中國沒有日本的通產省或韓國的經濟企劃院這樣的機構，經濟權力沒有更廣泛地下放到地方**手裡，這大大削弱了這些措施的效果。
任何外資企業在中國都面臨著轉移技術方面的壓力，這與日本和韓國分別「從零開始」建立聚乙烯工業和造船業完全不同。中國的電子產業的發展也是大規模外國投資的結果。
中國的政策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更加開放。這不僅涉及外國直接投資，也包括整個商業領域。中國更願意對外開放，還說明了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的另一個重要區別。
中國出口擴張型發展取得成功主要歸功於中小型外資企業，當然這些企業主要集中在輕工業部門、勞動密集型商品生產部門，因此，這些企業利用的是中國廉價勞動力等資源。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實現飛躍之初卻沒有發展輕工業，而是把發展重工業作為優先事項，中國的發展方向與之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而更類似於東南亞國家。
近些年中國的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在盡力擺脫專門從事廉價原材料產品的生產。儘管近些年來中國在機器、高科技產品和電子產品方面的出口大大增加，但是中國在零配件方面的進口也在大大增加，由此可以推測，中國國內進行的主要是外國零部件的組裝，這還是依賴於國內的廉價勞動力。此外，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這一出口領域的特點與當時日本和韓國出口機床、汽車和輪船不同。
比如，中國製造的電子產品的單價低於韓國、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相同的產品。當然它們通常都是大規模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
經濟學家們指出，近些年中國的出口結構越來越類似發達經濟體的出口結構，但是每件產品的銷售**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產品相比都大打折扣。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國在經歷了30年的奇蹟般發展之後，仍然更像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
對中國模式和東亞模式的比較研究可以得出一個有點意外的結果:中國模式本身作為東亞發展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很多方面不僅沒有像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超越後者，反而暴露出了一些弱點。在分析其原因時，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國模式開始得較晚，它是在全球化在全世界時開始的。
還有一個觀點得到廣泛的認可，即使中國人也這樣認為，即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存在很多相似，但它也有很多結構上的缺陷。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看待當代中國罕見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是gdp增長體現出來的華麗數字，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工業化在技術上是有依賴性的。全球化決定了中國要「融入世界」，決定了中國在實現「不完全現代化的工業化」過程中所走的發展道路必然具有依賴性，這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
這個模式以「市場列寧主義」為基礎，也以與全球資本主義深度一體化為基礎，這就決定了它會在外部銷售市場、原料**和技術方面受到限制，這在國內則表現為扭曲的發展以及各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
對中國改革進行上述比較分析後，可以更明顯地展示出中國模式的現實特點。國內外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因為中國模式的成敗不僅決定了中國的未來，也決定了本地區和全球範圍的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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