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zebra斑馬
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三國兩晉,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它之前的兩漢時期,文壇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是辭賦,詩歌大多是樂府民歌,文人創作不多.
進入三國以後,文人創作的重點轉向了詩歌,詩歌在文壇上的地位逐漸與辭賦並重,蓬勃發展.三國兩晉時期的詩歌,曾出現了幾次創作高潮.依次是三國前期的建安,三國後期的正始,西晉的太康及西晉和東晉之交；其中尤以建安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他們詩的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廣泛的反映,產生了一些「詩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寫漢末戰亂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災難的優秀詩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詩》、《送應氏》、《悲憤詩》等.這些詩作,「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范曄《後漢書·董祀妻傳》）,寫得很有深度.
建安詩歌既吸取了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的傳統,又發展了「古詩」在抒情方面的優點,使詩歌的功能更趨全面.建安詩歌還在漢詩質實樸素的基礎上加之以採潤,形成了「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2樓：匿名使用者
建安是漢朝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的年號，當時的國政已經持於曹操之手，而文學上的建安時期比建安這個年號所存在的時間前後各長二十年。
建安時代，上承《詩經》、《楚辭》，成為我國古代詩歌史上一個新的高峰，詩歌的特點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慷慨激昂。建安時代的五言詩湧騰，打破了漢代詩壇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詩從此興盛，七言詩從此初步奠定基礎。
建安時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們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詩的特點是深沉古直，氣韻沉雄，他的詩今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一部分是描寫漢末戰亂和人民的苦難，如《蒿里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另一部分表現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如《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等，《詩評》曰：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
曹丕詩風格纖弱，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詩，寫景抒情都很細膩，詩逐句押韻，說明這一時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詩慷慨活潑，詞藻豐富華美，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名都篇》、《白馬篇》、《贈白馬王彪》、《美女篇》、《洛神賦》、《野田黃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詩評》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建安七子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其中孔融年齡最大，僅存詩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詩賦都很出色；陳琳、阮瑀除詩歌外還擅長公牘文書；劉楨的五言詩在當時名氣很大；徐幹的情詩寫得很好；應瑒的詩較為平淡。
《建安詩三百首評註》選擇了建安時代流傳下來的三百首詩，建安文學多是文人詩，它的語言較之《詩經》和《古詩十九首》都更難懂，《建安詩三百首評註》對所選的詩歌都加以評點和詳細的註釋，有助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 答案補充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學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此期許多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養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要求國家安定統一的願望和理想。
其情調慷慨悲涼，語言剛健有力，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所言：「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
建安詩歌的這種傑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後來被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風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藝理論的一個術語。自建安文學後，亦稱能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悲涼、剛健遒勁的作品有「風骨」。
3樓：匿名使用者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這一時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並出，詩風「慷慣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文心雕龍·明詩》)後世稱這種風格為「建安風骨」、「漢魏風骨」，又稱為「建安體。」北齊邢邵《廣平王碑文》：「方見建安之體，複用正始之音。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並稱。曹植與王粲、劉楨並稱「曹王」、「曹劉」。南朝肖綱《與湘東王書》：
「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鍾嶸《詩品》：「昔曹劉殆文章之聖。
」王榮與劉楨並稱「王劉」。胡應麒《詩藪·內篇》：「王劉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文學與建安七子 答案補充 慷慣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詩風慷慨激揚，不求字句的斟酌，但是透露著豪邁任俠的風骨和韻味
4樓：匿名使用者
詩歌的特點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慷慨激昂。建安時代的五言詩湧騰，打破了漢代詩壇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詩從此興盛，七言詩從此初步奠定基礎。
李白的詩歌有哪些藝術特色？
5樓：風之素影
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最鮮明的藝術特色。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李白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
比如，他入京求官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想念長安時，「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這樣一些詩句都是極富感染力的。
極度的誇張、貼切的比喻和驚人的幻想，讓人感到的卻是高度的真實。在讀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這些詩句時，讀者不能不被詩人綿長的憂思和不絕的愁緒所感染。李白的這一藝術表現手法在《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等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李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采、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韻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語言正如他的兩句詩所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明朗、活潑、雋永。
6樓：流蘇傾城
論李白詩歌的藝術特色
結合具體作品分析建安詩歌的特點
7樓：喬木查
"建安風骨"已經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文學史命題，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所具有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1)雖然有學者指出今人與古人所講建安風骨大有不同，(2)但劉勰《文心雕龍》既專論"風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對風骨的解釋權。奇怪的是，《文心雕龍》非但未許建安文學以"風骨"之名。
劉勰並不停留於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體的為文之道："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作者的情感通於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轉，動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體物無遺，必能立意昭然，遣詞精確。
《神思》篇雲："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無非情深；"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都是練骨。?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劉勰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有人認為潘勖《冊魏公九錫文》不宜作為"骨髓峻"的範例，其實劉勰之所以挑選此文，是因為它立意明確、條理顯豁、論證充分、語言精約，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致使群臣為之擱筆，這是理勝於情的例子。而司馬相如的《大人賦》被用作風力遒的範例，是因為對大人那種遊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嚮往，因而這篇文章非但沒有打消漢武帝好神仙的念頭，反而讓他"飄飄有凌雲之志"，這是情勝於理的例子。
劉勰舉這兩個例子旨在凸顯風骨之別，而不是說這兩篇作品是"風骨"典範。
立"風骨"之義，是針對齊樑文風之"採乏風骨"的傾向："若風骨乏採，則鷙集翰林；採乏風骨，則雉竄文囿。""文勝質則野，質勝文則史。
"(《論語·雍也》)劉勰顯然以"風骨"為"質"的方面的要求，以"採"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較，質為本，文為末。劉勰作《風骨》篇與《情采》篇對舉，然偏重風骨，以矯時弊。
劉勰對"風清骨峻"陳義極高，《宗經》篇中"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或可為之註腳。作家只有"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才能"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其辭。""風骨"所具剛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經典"大義支援下"事信"、"義直"，進而"結言端直"而產生的強大邏輯力量。
劉勰作《風骨》篇本意是在"宗經"背景下對"質"的方面進一步的要求，是在論"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風骨》中所含詩教內容是顯而易見的。
那麼，建安文學能否與劉勰所謂"風骨"相合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與劉勰風骨論的"宗經"背景不合。
東漢士風的轉變濫觴於曹魏，"曹氏集團眾人不再追求什麼奇節異行的高名，而是重視那
種世俗的享樂生活了；他們不再峨冠博帶規行矩步，而是灑脫不拘行為放蕩；他們不再重視那些煩瑣無用的經學儒術，而是競相寫作抒寫胸懷的文學作品了。"(15)在劉勰看來，這種叛逆和放縱帶來諸多人格上的弊病。《程器》篇中說：
"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而躁競，孔璋傯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食甫啜而無恥。"後來顏之推應和此說，批評範圍更廣，語詞更尖銳。(詳見本文第三節)劉、顏的批評可看作正統儒家對建安文人品格的代表性評價。
不能想象劉勰會把具有濃厚"宗經"色彩的風骨桂冠加諸人品不足為訓的建安諸子。
其二，在劉勰看來，建安文學文勝於質，是齊樑綺麗文風形成的淵藪。劉師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學四個特點為"清峻、通脫、騁辭、華靡"。(16) "騁辭"、"華靡"均就文采而言。
劉勰論三曹、七子，首重其在辭采方面的才華："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指瑕》)"魏文之才，洋洋清綺。
"(《才略》)"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神思》)評價不可謂不高，但只是都偏重"文"(語言才華)的方面，而風骨強調的是內在的"質"的方面，以文害質的傾向正是劉勰所要反對的。
其三，建安文學從根本上是抒情的、感傷的文學，缺乏"骨力"，也不以剛健為主要特色。建安文學的特色是"怊悵切情"的五言詩，而所抒之情是非常個人化的、任意放縱的情感，幾乎不用理性加以節制。但劉勰雲"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情采》)重情乏理，顯然不合風骨之義。建安詩人的情感內容大多是"憂生之嗟"（17），其格調是感傷和彷徨的，如同他們筆下的"驚風"和"驚鴻"一樣，絕少有凌雲壯志的抒發，他們偶爾的慷慨悲歌，骨子裡也是迷茫和絕望，絕非什麼剛健之風。
張師伯偉先生說："建安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變。文人詩歌創作開始成為主角，這時的詩人可以說是'感傷詩人'，出現的詩也是'感傷的詩'。
……所以在理論上，魏晉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對外界的感動就包容於直接的言志之中；而魏晉以下注重的是'感物'，由'感物'才進而言志，……"（18）的為確論。但我疑心有些建安詩人甚至無"志"可言--如果把"志"看作一種有堅實信仰支撐的"懷抱"的話，他們大多畢生走在探索"志"的路上。建安文人把舊的準則破壞之後，對未來應如何是沒有底的。
他們敢於歌哭笑罵，無所不為(所謂"通脫")，卻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志"。所以，即便他們挾著兩漢的大氣來唱悲歌，多少有些慷慨之氣，看起來近於剛健，但在古人，尤其是劉勰這樣的正統儒者看來，詩不言"志"，還談什麼剛健和風骨呢。
《將進酒》的藝術特色，分析李白《將進酒》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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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叟詩歌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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