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與荷花有關的的人物事蹟

2021-03-05 09:18:08 字數 4997 閱讀 7194

1樓:匿名使用者

陶淵明東晉同時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最傑出的文學家是陶淵明。陶淵明(365—427) 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

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握強兵鎮守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聲威煊赫一時。 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親亦曾出仕。

陶氏為東晉元勳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一支,因他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

後陸續做過鎮軍 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

義熙元年(405)陶淵明 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有自己的田莊和僮僕,開始一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一些農業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

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 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

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雜詩》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出他的胸懷。

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走上人生道路的。

開始時前一種願望佔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併。

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 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

所以最後 「愛丘山」的素願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鎮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參 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

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任建威參軍時所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又說:「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可見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園田。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 官說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託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捨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 「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 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

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時運》詩說:

「黃唐莫逮,慨獨在餘。」《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同樣的思想, 又藉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歷史在陶淵明看來,是一個墮落的 過程。

由於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慾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只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 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託。

他的大量田園詩中,既有紀實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鄉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並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按照某 種理念要求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歸園田居》組詩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類似的特點: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這詩大約作於從彭澤令解職歸田的次年,抒發回到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中間寫景 的一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汙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 想和人生觀念。

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勞作的實際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陶淵明的一種信念。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開頭就是: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

儘管詩人實際做不 到這一點,但他嘗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

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這裡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 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類詩中意境最美的,當數《歸園田居》之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結尾兩句再一次說明,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 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淵明的田園詩所反映的社會理想,以及他對個人在社會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注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 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存不過一百多首,竟有幾十 處提及「老」和「死」。

但在哲學上,他卻有一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 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一切的人生態 度(這近於《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後之名(這近於建 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捨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 《神釋》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無意義,應該是:

「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即歸化於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自然」哲學的這一種內涵,在田園詩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現出來,如陶詩中最著名 的《飲酒》之五就是: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遠,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干擾。下面說採菊東籬,不經意中 目遇南山(即廬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祕,參透了人生的 真諦。

儘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絡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 中通過一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恆、山氣的美好、 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 那麼,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恆、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麼可追求的呢?

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託,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一種詩意的、哲理的 嚮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一定的物件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實 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一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 來獨特的效果。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嚮往的社會是和平安 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 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 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靜穆」。

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 深感無所寄託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 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

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還有《移 居》、《和郭主簿》、《詠貧士》、《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

但是, 陶淵明並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徵的作品,他也寫過一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 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辭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 內容關係到晉、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於義熙 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

「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

」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 《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一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讚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詠荊軻》結末說: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讀山海經》中的一篇: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精衛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斷首,猶反抗不止,都表現出不為命運屈服的偉大精神。

最後二句,既是說精衛、刑天,也是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志雄心,卻沒有償願 的時機!這些詩的事實背景已無法加以確鑿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

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並不 是截然對立的。 從詩歌淵源關係來說,陶淵明有遠承阮籍的一面。

這主要表現在其詩多抒發內心深 處的情感,表現對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學觀照的方式,並多用組詩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詩也顯然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語彙,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理解上。

在阮籍詩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恆與人生的短暫相對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強大的壓迫; 而在東晉的玄言詩中,則轉變為人對自然的體悟和追求;到陶淵明,又更明確地提出歸 化自然的觀念,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當然, 陶詩重視通過藝術形象而不是抽象語言來表現哲理,這同玄言詩的枯燥無味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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