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漢唐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思想以及文字、繪畫、建築、雕刻等等，傳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唐鑑真東渡，中國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傳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備真備、高僧空海、阿倍仲馬呂等到中國研習中國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築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現在我國難覓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還有完好的儲存。
在韓國，影響最大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後的實學思想，如果人們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慄谷、洪大容、丁若鏞等人是韓國哲學家，僅看他們的著作難以判斷作者的國籍。而中國文化中的禮教內容，在中國早已失傳，在韓國還保留的相當完整，因此，韓國被西方國家稱為是儒教國家的活化石。
中國文化不但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種影響。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認的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特別是其中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思考，焦點是它們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清之際，通過西方耶穌會士，通過東學西漸，還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先後傳到西方後，對於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國的影響最大，法國成為當時歐洲中國文化熱的中心。
從17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大學》等，就通過法國傳到了歐洲其他國家。法國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如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程度，讓我們現在都感到震驚。
伏爾泰就在禮拜堂裡供奉著孔子的畫像，把孔子奉為人類道德的楷模。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直到費爾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過中國哲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就認為，正是中國的發現，才使歐洲人從宗教的迷惘中覺醒過來。
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
那麼，中國文化對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與西方現代化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學術界對西方現代文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這樣一個共識，那就是，現代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於16世紀的科學革命，也不是始於17世紀的工業革命，而是始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因為啟蒙思想集中表現了現代文化的基本特徵，於是，就得出了這樣兩個基本命題和結論：第一個命題就是：
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思想發生過重要影響；第二個命題就是，「啟蒙思想是西方社會現代化程序中的必要條件」。結論就是：西方的現代化程序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國包括亞洲、歐洲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對中國文化給予了高度的認同和重視。
我們知道，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的現代化程度較高，但韓國的現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在對傳統文化尊重、繼承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化。到過韓國的人對韓國人的愛國精神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觸。譬如，韓國目前最著名的大學成均館大學，該校現在仍以儒家思想為宗旨，以仁義禮智為校訓。
每年2月和8月，韓國人還會按照傳統方式到文廟去祭祀孔子，還有完全按照傳統儒家教學方式授課的學院，講授的主要課程就是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在中國幾乎已經消失殆盡的傳統縣學和書院，在韓國至今還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也在2023年底在韓國首都掛牌成立。
韓國還將儒家文化的精神，通過電影、電視，各種**，向全社會廣泛宣傳。可以說，韓國是以儒家文化立國育民的成功範例，被西方很多學者稱作「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國度」。韓國沒有拋棄和否定傳統文化，而是把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入到了現代社會和現代生活中。
新加坡則從2023年代，就開始推行以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為中心內容的「文化再生」運動。2023年春節，李光耀總理號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儒家的傳統道德，並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的「治國之道」。2023年10月，第一副總理吳作棟又提議把儒家東方價值觀提升為國家意識，並使之成為每個公民的行動指南。
2023年2月，新加坡**發表了充滿儒家倫理精神的《共同價值***》。該書提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為：(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關懷扶持，同舟共濟；(4)求同存異，協商共識；(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重視傳統文化告訴我們：
第一、這些國家之所以都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儒家傳統文化中一部分價值觀、倫理觀已經積澱成為他們民族的道德規範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2023年在國慶獻辭中曾說：「也許我英語比華語好，因為我早年學會英語；但是即使再過一千個世代，我也不會變成英國人。
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價值體系，而是東方價值體系。」
第二.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實現現代化，不必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並行不悖的。
吉林大學已故的著名哲學理論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學」是民族之魂，哲學標誌著一個民族對它自身自覺意識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體現著它的心智發育和成熟的水準。一個社會和民族要站起來，經濟上的實力是必要的基礎，然而這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首先要從思想上站立起來，一個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主宰自己命運的主人。
當今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它內在地要求人們從理性的高度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歷史方位，澄明社會發展的價值前提，反思未來發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說，建立當代中國哲學理論，乃是中國人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尋找自己未來發展道路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中國文化與共產主義的關係
劉周在「論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一文中認為：蘇聯十月革命後，共產主義思潮能夠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並蔚成燎原之勢，其深層原因與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大同」情結有重要關聯。作者認為：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社會理想的統一；
二、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三、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會理想的統一
三民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
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馬克思博士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系出儒家《禮記·禮運·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則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
三民主義暨儒家文化所主張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以及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內容如何呢？
《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三卷：「在共產主義社會高階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現在，我們來看《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中最關鍵的兩個句子：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是說人們熱愛勞動，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無處釋放一樣，而且勞動創造的財富不一定非要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勞動是「自我」能力的釋放，勞動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勞動「不必為己」，人們都能「各盡所能」。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這是說社會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就象討厭財富一樣，把財富任意的棄置於地，而不是收藏起來，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人們已經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列寧選集》第三卷第254頁）。
這時候，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財富都「不必藏於己」，人們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屬於社會公有的財富。社會已經可以「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
從這點上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是統一的。
二 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要求統治者在不損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被統治階級實行一定的階級讓步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於社會經濟領域內的——被統治階級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實質，就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
如何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決涵蓋社會各階級的「民生」問題，使社會各階級的成員在不改變自身階級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而這也就是「民生主義」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義的指導精神與仁的精神是統一的。
那麼，此二者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如何呢？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頁）。
共產主義是什麼呢？共產主義就是消除「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一句話，共產主義首先也是要解決「民生」問題。
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因此，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運用「仁」的指導精神上是統一的。
三 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
禮是什麼呢？《左傳》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
析言之，儒家的禮，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維護一定社會的階級關係和生產關係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實質就是賦予社會階級秩序以道德的意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統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識。所以，「仁」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
「禮」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亦即使造反作亂沒有道德依據或沒有意識形態基礎）。「民」既無造反之必要，又無造反之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這兩者中，如果統治者不講「仁」而只講「禮」，那麼，禮就不能為被統治者長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證統治者的長遠利益。
如果統治者不講「禮」而只講「仁」，仁的推行就會使被統治者輕慢其統治，因而在不受「禮」的約束的情況下，便會由思想上的無**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狀態。所以，仁和禮相輔相成，仁禮一體，缺一不可，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禮」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裡有何體現呢？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權與法制思想及中國傳統行政、司法經驗而提出的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什麼是叫做平等呢？
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但是「……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
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發達以後，**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
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以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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