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薔薇的夢是什麼意思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

2021-03-05 10:56:17 字數 5031 閱讀 9150

1樓:天有道亡

他那個夢是什麼意思?可能就是比喻我們現在一個生活的時代吧,等到

2樓:匿名使用者

周作人是魯迅的弟弟,他的作品很有創意,很有自己的內涵。

3樓:翰林學庫

周作人是五四時期在中國系統介紹和宣傳新村主義的代表。新村主義所宣揚的田園詩般的美好生活對當時渴望改變混亂時局的國人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吸引了許多五四時代的進步青年,使得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在五四後的一兩年內名燥一時。但是各地新村試驗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

有的遭遇經濟窘迫,有的遭遇新村會員退出甚至逃跑的尷尬,有的無力承受世人的不解與抨擊,最終這些新村試驗都無一例外地解散消失。苦心經營的「青年村」、「知行新村」都無力經營下去,李大釗、***等人的新村設想也趨於流產,就連周作人也在遭受挫折與批評後一改對新村運動的樂觀估計,開始承認在中國推行新村的確尤為困難,他感嘆其組織的新村北京支部只是一個通訊機關,「支部的事業也是限於精神上的宣傳,不敢說到預備實行」[1],雖是**之詞,但不難看出周作人內心的無奈與苦澀。畢竟,所有努力都已無力改變新村主義曇花一現的悲劇命運,面對現實,由感性衝動迴歸理性思考才是明智之舉。

和五四時期諸多的主義一樣,新村主義也是來去匆匆,到2023年以後,新村主義已經趨於沉寂,新村主義的信奉者都品嚐到了新村運動失敗的滋味,思想上逐步重新分流。對新村主義心灰意冷的周作人已經相信階級鬥爭,逐漸認識到了新村主義的不切實際,「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純是共產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張我總覺得有些迂遠」[2]。新村主義的破產使周作人的信仰暫時出現了空白,一度陷入了茫然的尷尬境地,他在2023年7月18日給魯迅的絕交信中這樣寫道:

「我以前的薔薇夢原來都是虛幻的,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理想的破滅沒有讓周作人就此跌倒不起,反而是能及時迴歸現實,這可能要歸因於周作人溫和的性格吧。

周作人在剛接觸新村主義之時,就已經做好了新村運動不盡人意的結果。在2023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為推薦武者小路實篤的話劇《一個青年的夢》而作的《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中表述了自己對在國內宣傳人道主義的意圖,「現在無用也可播個將來的種子,即使播在石頭上,種子不出時,也可聊破當時的沉悶,使人在冰冷的孤獨生活,感到一絲的溫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3]。雖然周作人預想到了「種子不出」的結局,但是還要不遺餘力地開展人道主義的宣傳實驗,秉承新村主義的意旨以求打破**政治的沉悶、以求得全社會的解放,這種努力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在周作人的個體生命中的意義卻無可厚非。

造成新村主義迅速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外部因素是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強烈衝擊。相比新村主義來講,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評之上的,是批判新村主義強有力的**,能夠有力地調動起對中國舊制度、舊社會普遍失望、主張革命的愛國青年的熱情。

另一方面,新村主義自由周作人傳入伊始就隱含著其空想的因素,也就註定了其失敗的命運。

表面上看,新村主義的空想性集中體現在其內容與中國紛擾複雜的時局格格不入。新村主義不贊同實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只要在鄉村組織和推廣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就能戰勝資產階級,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會主義天國」。然而,中國頗為複雜的階級結構和混亂時局不是單純依靠和平手段能夠改變的,更何況縱使通過流血的革命也不能簡單、輕易地解決;不去進行社會革命的根本變革而主張個體的改良,依靠田園生活來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無異於痴人說夢。

從深層次來看,新村主義的空想性主要是緣於蘊涵其中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關於人的本質、使命、地位、價值和個性發展等的思潮和理論,它是一個不斷髮展變化的哲學範疇,主要包括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等。具體到中國新村主義秉承的「人道主義」則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周作人正是從這種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將新村主義作為拯救中國的至尊法寶。

那麼,周作人是如何將人道主義作為社會改革的最高原則的呢?這與其文藝學上的「人的文學」觀念是分不開的。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周作人仿效西方哲學和文藝學理論,針對中國封建的「非人的文學」的觀念提出來「人的文學」的觀念,這集中表現在2023年底著的《人的文學》一文中。

在這篇人道主義的宣言書中,周作人以關注人的生活為契點,從文學、文學家的社會使命出發,希冀通過發揮文學的社會職責和精神作用,喚起沉睡的國民精神,進而實現民族覺醒,這樣,周作人用「人道主義」將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統一了起來。

周作人的人道主義的核心是倡導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面發展,這包括物質慾望的滿足和精神的自由發展兩個方面,而重視個人、個體的自由發展,則是周作人人道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4],個體的精神自覺是建立強大群體的基礎。新村主義恰在這時迎合了周作人的思想需要和現實訴求,為他的人道主義找到了現實寄託,將人道主義由一種思想模式轉化為現實可能,正因如此,周作人不遺餘力地開始向國內宣傳新村主義。

人道主義為周作人反對封建**和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起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人道主義號召的人性的解放、個性自由發展順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潮流,有力地抨擊了泯滅人性的封建倫理道德,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不可逆轉,周作人用人的「世界性」模糊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界線,泯滅階級差異和對立,甚至幻想「人類大愛」將所有的過著「非人的生活」的人組織在一起,共同過新村主義中宣揚的「真正的人的生活」,「這種『人的』理想生活,實行起來,實於世上的人,無一不利。富貴的人雖然覺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謂尊嚴,但他們因此得從非人的生活裡救出,成為完全的人,豈不是絕大的幸福麼?

」[5]。這樣,周作人的人道主義將抽象的人作為改造的物件,在抽象的人道主義支撐下過於樂觀地看待中國現實,表達的是個人願望的美好寄託,因此是抽象的、個人的人道主義。

歷史的發展是有軌可循的,周作人的人道主義則將歷史的發展全部歸結為人性的發展,人道主義的軟弱必然是在和平的改良下發展新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顯然調入了唯心主義空想的窠臼,而新村薄弱的經濟基礎與按需分配的尖銳矛盾無力證明新村運動的可行性,中國的新村主義註定將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

五四前後,新村主義在中國自興起、鼎盛到沉寂的經歷雖然極其短暫,但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卻有著不可忽略的價值。新村主義能在中國風靡一時,首先它迎合了國人急切要求改變現狀的需要,新村主義希望在不觸動反動統治的前提下,通過新村聯合進入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對立的理想新社會;其次新村主義適合中國農村人口佔多數的國情。在對新村主義懷抱希望的人看來,新村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新村,而中國廣大的農村就是以自然村為單位的,不需要改變任何的行政規劃,就能簡便易行地將新村逐步推廣。

我們在分析新村主義人道主義空想性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新村主義中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在歷史上產生的積極影響。

新村主義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免不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悲劇命運,它在中國流行之時恰逢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際,新村主義終成為「薔薇色的夢」。它是先進的國人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上走過的一個里程,雖然最終遭受尷尬與挫折,但我們仍然肯定新村主義存在的價值。我們感謝新村主義帶給我們的功與過,這將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寶貴遺產,它永遠激勵著我們去尋找更適合中國改革的信仰。

4樓:匿名使用者

我是個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

嚴寒的早晨,在小衚衕裡走著,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充血的臉龐隱過了自然的紅暈,黑眼睛裡還留著**的光輝,但是正如冰裡的花片,過於清寒了,------這悲哀的景象已經幾乎近於神聖了.

衚衕口外站著候座的車伕,粗麻布似的手巾從頭上包到下頷,灰塵的臉的中間,兩隻眼現出不測的深淵,彷彿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見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得寒顫了.

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

5樓:丶不羈放縱丶丶

周樹人和周作人絕交直接原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經濟糾紛一說則是主流分析。

周氏兄弟母親魯瑞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

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衝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

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誣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筆者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擴充套件資料:

舉家搬到北京後,八道灣從魯瑞改為羽太信子當家,兄弟掙錢一起花。魯迅除了留點零用錢外,絕大部分收入都交給羽太信子。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氣憤地寫道:「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

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僱用的男女僕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伕。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

由於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麼有什麼。但她仍不滿意,常常託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

因為在羽太信子眼裡,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

對於太太的大手大腳,「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裡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

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周作人也曾經和羽太信子吵過,但羽太信子一旦裝死,他就立馬屈服軟了。

苦的只能是魯迅,兄弟兩人每月600多大洋(當時這不是小數目,相當於現在的6萬元)的薪水都不夠用,周作人又當甩手掌櫃,只好魯迅四處借債。

魯迅曾和許廣平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

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

此景此情下,掙錢主力魯迅對花錢主力羽太信子很不滿意,有所微詞在所難免。

而羽太信子對魯迅呢?魯迅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過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裡性的。

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因此,魯迅與羽太信子的矛盾衝突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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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這是英國詩人西格夫裡 薩鬆曾寫過的不朽警句,余光中先生將他翻譯成 我心中有隻猛虎在細嗅薔薇 這就是說,人性是有兩面的,而兩兩相對的人性本質又是調和的。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穴居著一隻猛虎,只是在虎穴之外仍有薔薇叢生。老虎也會有細嗅薔薇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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