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博士,古bai為官名。秦漢du時是掌管書籍文典、通zhi曉史事的官職,dao後成為學術上專通一經或精
內通一藝、從事容教授生徒的官職。
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晉置國子博士。
唐有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太醫博士、律學博士、書學博士、算學博士等,皆教授官。明清仍之,稍有不同。
中國一詞的含義在歷史上經歷了哪些變化
2樓:愛漂漂淼淼
中國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飄飾的旗幟),士眾圍繞「中」(旗幟)以聽命,故「中」又引義為空間上的**,謂左右之間,或四方之核心;又申發為文化或政治上的樞機、軸心地帶,所謂「當軸處中」,有「以己為中」的意味,與「以人為外」相對應。
中國之「國」,繁體作「國」,殷墟甲骨文尚無此字,周初金文出現「或」及「國」字,指城邑。《說文》:「邑,國也,從□(wéi)」,原指城邑。
古代的城,首先是軍事堡壘,「□」示城垣,其內的「戈」為兵器,表示武裝,含武裝保衛的天子之都之義,以及諸侯轄區、城中、郊內等義。
由「中」與「國」組成「中國」,以整詞出現,較早見於周初,如青銅器《何尊》銘辭記周王克商,廷告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最早的傳世文獻《尚書·周書·梓材》追述周成王說: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詩經》、《左傳》、《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詞。
「中國」初義是「**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如《詩經·大雅·民勞》雲: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釋曰:
「中國,京師也。」《孟子·萬章》講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這些用例的「中國」,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師,誠如劉熙為《孟子》作注所說:
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初義「京師」的「中國」又有多種引申:(一)指諸夏列邦,即黃河中下游這一文明早慧、國家早成的中原地帶,居「四夷」之中,《詩·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西周時,「中國」主要包括宋、衛、晉、齊等中原諸侯國,此義的「中國」後來在地域上不斷有所拓展。(二)指國境之內。《詩·大雅》: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穀梁傳·昭公三十年》注:「『中國』,猶國中也。
」(三)指中等之國。《管子》按大小排列,將國家分為王國、敵國、中國、小國。(四)指**之國。
《列子》按方位排列,將國家分為南國、北國、中國。
以上多種含義之「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是與「四夷」對稱的諸夏義的「中國」,如《詩經·小雅·六月》序雲: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南朝宋劉慶義《世說新語·言語》說:「江左地促,不如中國。」唐人韓愈《上佛骨表》雲:
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傳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這些「中國」,皆指四夷萬邦環繞的中原核心地帶。其近義詞則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華」等等。
晚周以降,「中國」一詞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義
「中國」原指華夏族活動的地理中心與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國」一詞還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義。《史記》卷43《趙世家》所載戰國趙公子成的論述頗有代表性: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與叔父公子成論戰的趙武靈王(?-前 295)則指出,夷狄也擁有可資學習的文化長處,如「胡服騎射」便利於作戰,中原人應當借取,從而壯大「中國」的文化力。發生在趙國王室的這場辯論,給「中國」的含義賦予了文化中心的內蘊。
古人還意識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轉移的,故「中國」與「夷狄」往往發生互換,唐韓愈《原道》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明清之際哲人王夫之在《讀通鑑論》、《思問錄》等著作中,對「中國」與「夷狄」之間文野地位的更替,作過深刻論述,用唐以來先進的中原漸趨衰落,蠻荒的南方迎頭趕上的事實,證明華夷可以變易,「中國」地位的取得與保有,並非天造地設,而是依文化先進區不斷流變而有所遷衍,誠如《思問錄·外篇》所說:「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中國」是如何衍變為國名的
我國古代多以朝代作國名(如漢代稱「漢」、「大漢」,唐代稱「唐國」、「大唐」,清代稱「清國」、「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國歷史上強盛的王朝(如秦、漢、唐)或當時的王朝相稱,如日本長期稱中國人為「秦人」,稱中國為「漢土」、「唐土」,江戶時稱中國人為「明人」、「清人」;希臘、羅馬稱中國為「賽裡絲」,意謂「絲國」。
以「中國」為非正式的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於《史記·大宛傳》,該傳載漢武帝派張騫(?-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
這種以「中國」為世界諸國中並列一員的用法,漢唐間還有例證,如《後漢書·西域傳》以「中國」與「天竺」(印度)並稱;《唐會要·大秦寺》以「中國」與「波斯」、「大秦」(羅馬)並稱。但這種用例以後並不多見。
一個朝代自稱「中國」,始於元朝。《元史》卷95《列傳·外夷一》載,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國書,稱自國為「中國」,將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鄰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襲此種「內中外夷」的華夷世界觀,有時也在這一意義上使用「中國」一詞,但仍未以之作為正式國名。
「中國」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體概念,萌發於宋代。北宋不同於漢唐的是,漢唐時中原王朝與周邊維持著宗主對藩屬的冊封關係和貢賚關係,中原王朝並未以對等觀念處理周邊問題;趙宋則不然,北疆出現了與之對峙的契丹及党項羌族建立的王朝——遼與西夏,這已是兩個典章制度完備、自創文字,並且稱帝的國家,又與趙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宋朝還一再吃敗仗,以致每歲納幣,只得放下**上國的架子,以對等的國與國關係處理與遼及西夏事務,故宋人所用「中國」一詞,便具有較清晰的國體意味。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北宋理學家石介著《中國論》,此為首次出現的以「中國」作題的文章,該文稱: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這已經有了國家疆界的分野,沒有繼續陶醉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虛幻情景之中,此後,「中國」便逐漸從文化主義的詞語,變為接近國體意義的詞語。當然,國體意義上的「中國」概念,是在與近代歐洲國家建立條約關係時正式出現的。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清**雖然對此並無自覺認識,卻因在客觀上與這種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中國」便為首選。這種國際關係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
**沙皇彼得一世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時的清朝遭遇,爭戰後雙方於2023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後文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等語,「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相對應的國名。
如果說,17世紀末葉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係還是個別事例,此後清**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那麼,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開啟清朝封閉的國門,古典的「華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中國」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義逐漸淡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華」、「中國」等多種提法,而「中國」用例較多,如林則徐《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說: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
以「中國」與「外國」對舉。與英方談判的清朝全權大臣伊里布《致英帥書》,稱自國為「中國」,與「大英」、「貴國」對應,文中有「貴國所願者通商,中國所願者收稅」之類句式;英國欽奉全權公使璞鼎查釋出的告示中,將「極東之中國」與「自極西邊來」的「英吉利國」相對應,文中多次出現「中國皇帝」、「中國官憲」、「中國大臣」等名目。而文「中國」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2023年8月29日)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通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的對稱,又有「中國」與「英國」的對稱,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
此後清朝多以「中國」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中國」對應「合眾國」,以「中國民人」對應「合眾國民人」。
歷史上一段時間,「中國」並非我國的專稱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義上稱自國為「中國」,但也有見識卓異者發現,「中國」並非我國的專稱,異域也有自視「中國」的。曾西行印度的東晉高僧法顯(約342-約423)《佛國記》中說,印度人以為恆河中游一帶居於大地**,稱之為「中國」。
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艾儒略等帶來世界地圖和五洲四洋觀念,改變了部分士人的**意識。如瞿式耜《職方外紀小言》雲:「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底蛙之誚乎。
」清人魏源接觸到更翔實的世界地理知識,認識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國」觀。《海國圖志》卷74有云:
釋氏皆以印度為中國,他方為邊地。......天主教則以如德亞為中國,而回教以天方國為中國。
近代學人皮嘉佑《醒世歌》一文道:「若把地球來參詳,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誰四旁?」這都是對傳統的「中國者,天下之中也」觀念的理性反思與修正。
近代中國面臨西東列強侵略的威脅,經濟及社會生活又日益納入世界統一市場,那種在封閉環境中形成的虛驕的「中國者,天下之中」觀念已日顯其弊,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意識應運而生,以爭取平等的國家關係和公正的國際秩序。而一個國家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個恰當的國名至關重要。
「中國」作為流傳久遠、婦孺盡知的簡練稱號,當然被朝野所襲用。梁啟超、汪康年等力主,應當揚棄「中國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見,但「中國」這個自古相沿的名稱可以繼續使用,以遵從傳統習慣,激發國民精神。他們指出,以約定俗成的專詞作國名,是世界通則,西洋、東洋皆不乏其例。
如果說,「大清」和「中國」在清末曾並列國名,交替使用,那麼,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先後作為中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以正式國名被國人共用,併為國際社會普遍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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